Where do Chinese People’s Anxiety come from?
论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
IPCreator：你要主动成为羊，狼是不会有意见的。
目录
开篇 正视社会不公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不讲理”制造了深层矛盾•002
要革命还是要建设
——对公平与效率的历史归纳•006
比尔•盖茨VS慈禧太后
——区分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012
第一章 〖蜗居〗在中国
从故宫到贫民窟
——住房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集中表现•020
公用厕所的无奈
——为什么廉租房应该低标准•022
政府的顺水人情
——保障性住房的是与非•024
谁为你牺牲
——经济适用房的弊端•028
有人不怕贵
——房价高是开发商抬上去的吗•033
“世界上最巨大的浪费”
——被扭曲的房地产市场•035
第二章 穷人为何受穷
以赌博的方式分配财富
——社会贫富差距为何扩大•040
城镇化“拦路虎”
——农民进城的住房问题•043
农民工跳楼与加薪
——劳动力市场正在变化•046
反思斗地主
——农业发展和经济自由•049
绕不过的坎
——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051
为贫困者“输血”
——小额贷款的经验和前途•054
第三章 富人如何为富
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062
原罪从何说起
——企业家是改革的功臣•065
穷人无权造反
——慈善不是交易•069
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
——中国慈善事业的障碍与前途•072
一个巴掌拍不响
——反腐败是企业的社会责任•075
温和的剥夺
——什么样的不公平必须容忍•077
第四章 消除贫富分化
“贪污分子最倒霉”
——收入差距的新视角•082
降低税率，减少漏损
——用税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085
不必为社保基金发愁
——社会公平是真问题•088
鲜花里的毒刺
——福利国家的利与弊•092
给政府打分
——以公共治理改善贫富分化•096
第五章 走向社会公正
富平的故事
——如何看待社会不公，怎样获得公平•102
从数学规划到自由主义
——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105
告别历史悲剧
——人权观念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108
摘去“人权”的面纱
——人权与中国经济•115
想要人权怎么办
——彻底澄清人权问题•126
为什么城管和保安经常打人
——特权社会的文化底蕴•135
宽容是一副良药
——民主精神的实质•137
第六章 反思人民利益
一个孤儿引发的国际纠纷
——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144
揭穿千年谎言
——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147
政治家的把戏
——再谈人民、国家和政治家的利益•162
人命关天
——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167
“中国奇迹”背后
——新中国成立60年对世界的启示•171
第七章 重申市场理念
市场万岁，价格万岁
——市场制度改变了人类发展轨迹•178
经济学家有什么用
——解析市场的有效性•183
水价上涨并非坏事
——经济学家如何看价格•187
粮食安全靠什么
——无需18亿亩耕地红线•190
市场制度的真面目
——经济学从何处来，向何处去•193
第八章 未来的世界
中国人口隐忧
——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200
寻找“人间天堂”
——从GDP极大化到幸福极大化•205
战争不能消灭战争
——世界和平的逻辑与现实•209
用裁军节约的钱应对气候变暖
——一个重大的全球性建议•215
附录 近期作者其他部分文章
如何提高你的经济学水平
颠倒的法律
为什么不应再保护耕地
谈“参考系坐标”
北欧行纪
常识的阳光
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推导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应有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专业研究和理性判断，像一缕刺眼的阳光暴露被权力和无知蒙蔽的常识。或者作者所倡导的理论本身即常识。故不论它是照亮常识的阳光，还是被阳光照亮的常识，我都认为《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是一本关切社会财富和我们每个人权利平等的常识普及之作。
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茅于轼是彻底的市场论者，反对不必要的计划，因为计划不仅浪费、效率低下，还滋生腐败。他认为人权是市场制度的基础，人权是人人都可以享受，且不会产生冲突的权利，与特权相对。这又让他成为一个民本主义学者。他不赞成劳动价值论，坚持市场交换创造社会财富。他在人权、市场制度、交换的基础上，推导出许多我们难得一闻，却令我们信服或已逐渐被现实所证实的理论，如
保护富人，经济适用房政策是错误的，廉租房应取消私人厕所，人民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反战，人权高于主权，揭示人民、国家、政治家三者利益不是一回事。
如若综合茅于轼的上述基本理论，我们将得到以下图景：由于人权得到保障，特权就无法逍遥，偶尔侵犯人权的案件也将很快得到公正的纠正。人权的保障即私有财产也获得保障，产权交换有了前提，市场制度为产权交换提供自由和规则，于是社会财富得到创造。市场是讲究效率的，在市场第一次分配时，财富很可能走向不均，那么合理的分配制度作为财富的第二次分配，如向富人征高税以资助最应资助的穷人，而不是中间阶层，再通过鼓励慈善事业作为财富的第三次分配，能尽量使贫富差距缩小到可容忍的范围内。这就是公平。
由于人权观念的确立，任何政党、政府、国家行动的目标都应以保障人权为出发点和归宿。如果人权是第一位的，那么就应该警惕国家利益、政治家利益的正当性，因为它们在很多时候都与人民利益相悖。一个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国家，战争是不容易打响的，因为人的生命最为宝贵，所以人权高于国家主权。
独立研究的发现常常与现实惯常的现象不符。在我们这个时代，独立思考尚且不易，更遑论坚持独立地发表言论。支持茅于轼的人说他是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与其说是良心，不如说是不昧自己的专业和研究。“天则”二字即顺应天然，人权是天赋之权，坚持“天则”的原则即在客观上带来利于人民的良心。
IPCreator：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并担任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如果每个学者都能不昧自己的专业和研究，不屈从于权势和既得利益者的压力，不发表苟且言论，那么，作为普通大众的我们，何能如此容易被蛊惑而对常识无知，是非难分？
不解和质疑是可以理解的，这些理论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冲击，甚至超过了自身伦理所能承受的范围，因为它离教科书和现实的政治教化太远了。可是，令人痛心的非不解和质疑，乃人身攻击、人格侮辱和莫须有的罪名。而恰恰咒骂得最凶的，所谓长沙市的抗议者之流，正是茅于轼三番五次鼓吹其利益必须得以保护的那些群体。这些抗议早已脱离教养和理性，但它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我想问那些高举横幅大放东方红歌曲以及网络上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始辱骂的人们，
第一，你们是否完整阅读过茅于轼的文章？还是在有限字数的微博上断章取义，见到“廉租房应取消私人厕所”的断句就愤怒他歧视低收入群体？抑或仅是道听途说，用愚昧而麻木的大脑像复读机一样表达了实际是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和恐慌？
第二，如果你们阅读过，是否曾静下心来用理性和常识严肃地做出判断，理解其中的逻辑？依据上述综合的理论所获得的图景，我丝毫看不出他有卖国的倾向、美国人豸养的痕迹、颠覆国家的企图。反倒看出，他是一位把人权放在首位的民本主义学者，这也即说，他要维护的正是天底下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普罗大众的权利。
可是无知、愚昧和疯狂像一堵神经质的高墙，把常识和照亮常识的阳光统统挡在墙外，井底之蛙似的抛掷自身本应有的权利，缺乏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在阴暗潮湿的角落任凭政客和既得利益者的教化，竟然还得意自诩自己站在实际是虚伪的正义一边，比如慷慨激昂的爱国，比如义愤填膺地维护领袖声誉，比如踩在侵犯他人人权的阶梯上献媚特权而到头来损害的将是自己，唯独“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这是何其可悲又危险？
常识可以戳穿谎言，治愈无知和愚昧。
作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向我们普及的与其说是经济学常识，不如说是人权常识。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话语中，“人权”二字像是从未被发明一样难以寻觅。不是它不存在，而是关于它的启蒙努力都被有效弱化了，以至于当你得到你应得的权利时，你却感觉是特权者的恩赐。其他常识也一样。久而久之，我们就都生活在谎言遍地、特权横行、思考匮乏、判断无力，以及麻木不仁的境况中。是时候，让常识的阳光照射进来，同时揭露被蒙蔽的常识。
简评&大量书摘
作为一个焦虑中的中国人，看到这书名应该会好奇书中到底能够给我们一些怎样的解答，尤其当作者是严谨、正义的茅老先生时。我也是这样的心理，因为我当初读了茅老《生活中的经济学》之后喜欢上茅老的朴实、正义。
但是如果想要通过这书，找到如何在中国大环境中逃离让自己焦虑的答案的话，恐怕谁都会失望。因为为书中前面3章才基本涉及这个话题，例如社会地位不公、财富分配不均、房价高的供需分析，这里面是茅老的个人观点，其中不仅有其个人经济学主张，也包括对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人传统思想的思考和解析。
———- 以下是书摘 ———-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茅于轼
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 “不讲理”制造了深层矛盾
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叫人大为惊异。30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还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
百姓伸张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
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政府保持一致。可是一旦有利益矛盾的时候，问题就显露出来了。要想帮助他们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
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
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
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讲理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
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
要革命还是要建设 对公平与效率的历史归纳
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
回答公平与效率的均衡点在哪里，必须从经济学最基本的知识出发。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的欲望的无限性，高效地利用一切资源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根本要求。即使主张公平至上的人也不会同意社会贫困，让穷人之间互相争夺。讲究公平的社会也需要一个起码的效率。
为什么大多数人类社会都没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更深入地研究后发现，还有隐含的制度假定，即个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有公正的司法系统，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而且自由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权的确立。经验也说明，凡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都能享受繁荣；或者说，凡是人权被忽视的国家不但民不聊生，而且百姓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社会结构摇摇欲坠。
比尔·盖茨VS慈禧太后 区分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
当前大家关注我国的贫富分化，成为全社会的焦点。但是大家对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熟视无睹，任其存在，甚至还在发展。
有人不怕贵 房价高是开发商抬上去的吗
观察经济问题可以看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片面性，就是从自己的立场看问题，不懂得事物的多面性。比如大多数人都是消费者，所以很容易从消费者的立场看问题，总是希望价格越低越好。这就是片面性。如果有人主张某种商品应该提价（比如说大学学费该涨），多半会遭到大众的反对，甚至要挨骂。政府官员应该懂经济学，避免片面性的错误，但是他们往往要讨好群众，所以也不说真话。大家就这么稀里糊涂。谁有能力避免片面性，又不被利益左右？恐怕只有学者了。可是说真话的学者往往被误解，遭人骂。最可悲的是许多人被蒙骗而不自觉，至死不悟（真的死掉了，不是形容词），他们喜欢听那些解气的话，自愿被蒙骗，因为解气是特别舒服的一件事。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
“世界上最巨大的浪费” 被扭曲的房地产市场
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么多的人愿意出高价买房？答案在我国收入分配的特点上，即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们手里有很多钱，要买好房子、大房子、贵房子。开发商当然瞄准这些人的需求。难道要让开发商盖普通的低档房，卖不出去，同时却损失了高端客户？我国房地产市场偏向档次高的客户，普通的低档房盖得很少，正是与我国财富分配中贫富差距悬殊有关。房地产市场反映了收入分配的状况，不改变收入分配，房地产业的结构同样改变不了。 再说房地产业的利润特别高，而且长期居高不下。大家知道，高利润是维持不长的，只要竞争一出现，高利润就慢慢消失了。我国房地产业的高利润能够长期维持，唯一的原因就是投入要素的竞争不充分。房地产的投入要素主要是资金和土地，这两样要素的竞争都是不充分的。土地是政府批的，资金是银行批的，市场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大，而是靠关系。 现在土地要求通过公开拍卖，据统计，拍卖的还是少数。正因为土地市场没有培养起来，还是政府垄断着，高利润就有可能长期存在。资金的情况差不多，因为利率还没有放开，获取资金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靠关系。所以，房地产商都特别注意和政府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个别房地产商难免暗箱操作，做见不得人的事。但是这不能全怪他们，主要是制度环境造成的。我国市场经济问题多多，办一个大一点的企业都离不开政府。可以说，大企业都得搞点桌下交易，你不同流合污事情就做不成，这叫做逼良为娼。
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么多人不怕房价贵，再贵的房也敢买，把房价抬得高高的？他们买房不是为了自己住，也不是为了给别人住，就是为了等涨价发财。可是另一面是高房价挺住的空房子，使许多嗷嗷待哺等着要买房的蚁族被排除在住房市场之外。世界上最巨大的浪费，恐怕就是中国的房地产业了。 一个市场中有少量的投机是好的，此时投机能够创造财富。但是投机过多时，价格被投机者控制，投机变成赌博，就不能创造财富。不光房地产市场是这样，其他一切市场都是这样。
以赌博的方式分配财富 社会贫富差距为何扩大
但是我想要强调的还不是经适房，更严重的是十多年前停止福利分房时，把几乎全部国有住房以低价卖给了住房者。这个价格基本上不包括土地的成本。即使有一点，也十分有限。因为当时土地市场还没有发育起来。差不多每一个住公房的家庭都以很低的价格买到了自己的住房。其实就是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不过没有流到贪污腐化者的手里，而是流到了城市住房者的手里。所以也还说得过去。此中虽然有许多不公平的事件，但是最大的不公平发生在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这样大的国有资产分给了城里人，农村人口丝毫捞不着。当时大城市每个家庭的分配利益大概都在几十万元。这么大的利益分配极大地扩大了城乡间的贫富差距。
农民工跳楼与加薪 劳动力市场正在变化
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两件要紧事，一是财富的生产，二是财富的分配；也就是效率和公平。
这两件事做好了，经济上就没有大问题。但是效率和公平往往有矛盾。不是他们天生有矛盾，而是人们认为他们有矛盾，因此，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结果得到更低的效率。
反思斗地主 农业发展和经济自由
改革开放后小岗村的18户农民签了生死合同，搞包产到户，这才改变了中国农业倒退的形势，走出了困境。 解放前的农业是一个相当高效的行业，后来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行业。其区别何在？一言以蔽之，在于有没有参与者的自由。不论出于什么好心，如果违背了自由的原则，好心也会办坏事。反之，如果有了自由的选择，虽然是坏的政策，也不会实施。自由可以屏蔽掉坏事，不让它发生。因为当事者最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这条原则是一切经济问题的基本道理，从政者万万不可违背这个原则。
最近农村讲究土地流转，出了许多新想法，有的取得极好的效果。农民可以出租土地，获取地租，把土地搞活，要素重新组合，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更多的财富被生产出来了。过去地主收地租是剥削，现在农民自己也收地租，算不算剥削？什么样的农民可以定义成地主？二者的界限何在？我认为只要双方同意就必定有益于双方，就不是“剥削”。所谓剥削是学者们想象出来的理论，事实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自由的最高原则远远没有被大家接受。现在大量发生的强迫拆迁就是个例子。凡是强迫拆迁的都没有好结果。相反，如果尊重双方的基本权利，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达成土地的交换就能变为好事。一样的土地转换用途，用强迫的方法就必定失败，用自由的方法就一定成功。搞合作社也一样，只要自愿就出不了毛病。 不但在农业方面是这样，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切记：自愿原则，不容随便破坏。政策的好坏不在乎制定者的判断，而在乎能不能在自愿的基础上行得通。除了税收、环保、防止不良外部性等少数几种情况需要强制干涉，政府切忌自以为是，强迫实施大家不愿意做的事。
什么是市场？其实就是顺乎自然。计划为什么不好，就因为它违背民意。是谁有权强迫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只有政府才能。所以政府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可违背自然，造成严重后果。
为贫困者“输血” 小额贷款的经验和前途
金融机构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它的特点就是经营别人的钱。如果只是经营自己的钱，就不是金融，而是一般的企业。
固守传统思想的经常是同一批人。改革者不断冒着挨批挨整的风险，固守传统的人却坐享其成。
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现象，我认为很不好。那就是一方面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说话的人考虑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对自己的舆论评价，为穷人说话是不会出问题的。
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于是结果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
谁有“革.命.造.反”的权利？ 慈善不是交易
如果我们真正对贫苦人充满着同情心，我们一定会欢迎一切对穷人有益的活动。至于出钱做慈善出于什么动机，根本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穷人的生活能否得到改善才是我们关心的事。有些人自己不参加慈善活动，还要对别人的参与吹毛求疵，这种心理很不健康，对社会是不利的。
富人的良心哪里去了 中国慈善事业的障碍与前途
在中国做慈善并不能给富人带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的名望，而是恰恰相反。富人露富的结果是更不安全，名声更糟。这是中国富人不愿意出钱做慈善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环境很不同于美国。在美国财富象征着个人的成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在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富人是挨骂的对象，是剥削的典型。不露富还好一点，露富是一点好结果都不会有的。
中国人认同的是劳动价值论，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人与人的劳动差别不大，因此根据这个理论，人与人的财富也不应该相差很大。如果财富的差别大，一定是剥削得来的，是你把别人创造的财富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变成了你的财产。因此富人在中国是没有好名声的。前一阵流行过原罪理论，认为中国的富人都是有原罪的。这个说法恐怕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是鼓励民间拿钱，但是操作要由政府来做。如果民间自己拿钱，自己操作，政府是不鼓励的。这一点很明显表现在慈善组织注册的规定条文，在善款纳税的区别对待上。
一个根本问题是政府该不该做慈善，我认为不该。这里涉及政府的功能是什么。政府不同于一般民间组织，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具有武力做后盾，可以用强制措施来达到某一特定的目标，如国防、公安、纳税、食品安全，甚至环保，但是不包括慈善。做慈善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力量，相反，要的是热情和细致。这正好是政府所缺乏的。所以世界各国的政府都不做慈善（但是政府调整收入差距，提供社会保障），慈善是留给民间做的事业。
温和的剥夺 什么样的不平等必须容忍
我国的税制不能有针对性地对富人征税。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而大部分富人不是靠工资致富的。他们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高。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无法对他们征税。即使他们老实地申报了，也没有累进的税制，只是20%的统一税率。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其他93%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你的钱放在柜子里，或者存了银行，政府是不会对这部分钱征税的。但是你一旦消费，买了东西，政府就对此征税。打电话，付电费，在超市买东西，国家都在征税。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高，相对的消费少。而穷人的所得几乎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钱都要交税。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纳税的比例比穷人的低。结果我们的税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税。改革税制，按总收入征税，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贪污分子最倒霉” 收入差距的新视角
严格讲，攀比的满足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
如果没有别人在场，就不会有攀比的满足感。为了别人的羡慕而消费是愚蠢的消费。为了别人的福利而消费是聪明的消费。比如买路边小摊的商品，不但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又帮助摆摊的人提高了收入，利人利己，是聪明的消费。这种消费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不必为社保基金发愁 社会公平是真问题
大家抱怨税收负担重，是相对于政府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而言的，并不是就其绝对量而言。
从数学规划到自由主义 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
我原先是学工程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改行去研究经济。其实说偶然也不偶然，我从青年时代起一心想把国家建设好，使人民富足起来。学工程也出于这个目的。后来发现中国受穷的原因并不是科技落后——那是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穷是因为经济制度错了，搞了计划经济。再后来，我进一步发现，中国之所以穷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缺乏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人权思想。
我所知道的经济学既不是别人教的，也不是自学的，而是自己悟出来的。20世纪50～60年代我学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算不用功，可是越学越糊涂。用我学理工的思维方式很难理解那一套逻辑。
交换的本质，交换如何依赖于产权，交换与分工的相互依存，阻碍交换的交易成本，以及交换的推动力，即人们逐利的本性。我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 这个结论的推演过程十分简单。人们参与交换是为了从交换中得到利益。凡是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为双方所同意，能为双方带来利益。所以交换是能创造财富的（与不交换比较）。此财富的来源是社会分工带来的利益。整个市场经济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就是因为自愿的分工和公平的竞争。可以设想，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必定自发产生市场制度。可是这与人类历史的事实相悖。交换在各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中都反复出现过，但市场制度是近三四百年中才建立起来的。究其原因，是早先的人类社会不存在人与人平等，以及在市场上自由选择的权利，人对财产的所有权经常被拥有特权的分子所破坏，直到人权思想逐步被确立，市场制度才得以发展和巩固。
所以我们看到，现今世界上，凡是人权比较被尊重的地方，市场制度都比较健全；人权被破坏的地方都没有市场制度。
什么是人权？我的回答也是简单得出奇，没有特权就是人权。人权用不着去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因为人权是人人都可以拥有而不会彼此冲突的权利，特权则是只能少数人拥有，否则就会引起冲突的权利。
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上，我得出人与人地位等价的理论。用它来解释自由主义，竟得出超乎常规的理解，即自由主义理想是一种个人修养，每个人都不要干涉他人的自由。当每个人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他自由的环境中时，每个人都得到最大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理想。用人与人等价关系来分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发现这个原则在逻辑上行不通。从理论上看，如果无例外地每个人都奉行此原则，必须将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实践中，一部分人奉行此原则时，正好让另一部分“奸佞之徒”趁机得利。
IPCreator：爱人后才自爱？否也，自爱者才能爱人
人与人的等价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它为伦理学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从来的道德信条是人必须无私，人间一切丑恶之事都是私心引起的。但用等价关系来看待人际关系，得到的结果却出人意料。人有私心是符合人权的。
丑恶现象并非由于个人有私心，而是只有自己的私，不尊重别人的私，是私欲膨胀损人利己的结果。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要求人们牺牲自己的利益，例如人与人不是等价关系时，穷人与富人，弱者与强者。还有遵守公共秩序也要求人们克制私心。公共秩序是公众的利益，其中也包括本人。
告别历史悲剧 人权观念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
提倡无私对不对？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对。有私心的人提倡无私，是叫别人无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侵犯别人的私。即使真正做到毫无例外地人人无私，这个社会也并不美好。人都没有了私心，人还追求什么？人活在世界上为了什么？人们以为自己无私可以服务于别人，让别人改善处境。可悲的是别人也已经不再追求自己的利益，你为别人着想，别人并不领情。
无私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社会。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不过一部分人有私，另外一部分人无私，倒是能够互相配合的。问题在于谁应该当无私的那部分人？谁应该当有私的那部分人，倒是一个难题。其实这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倒是能够解决的，那就是承认人可以，甚至应该有私心，但是不得侵犯别人的私。或者说，私是平等地赋予每一个人，不允许一部分人有特权可以侵犯别人的私。而这就是人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从国际的角度看或者从国内的角度看，推广人权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国家的主权观念。国家的观念由来已久，它有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深入人心，很难动摇。比如在中国，忠君报国，为国捐躯，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男子汉的模范是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最可耻的是投降敌人，当汉奸。在日本基本精神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换成了忠于天皇，并加了一个武士道精神。这种主权观念的特点是不问人权，不计对个人有什么后果，总是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哪怕老百姓经受巨大的灾难也在所不惜。国家至上、主权至上的观念经过长期传播，渗透得无处不在。体育竞赛跟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国际纠纷不问是非曲直，只有敌我之分。如果国家有领土之争，不问对当地百姓怎样，只求本国疆域能够扩大。这跟人权观念截然不同。根据人权至上的观念，如果对百姓有利，有没有主权根本不是大家需要考虑的（当然，在当今世界政治的格局下，主权对于保护人权还是必要的）。亡国奴之所以不可当，正因为丧失了人权。真正关系到个人生存状态的是人权，不是主权。我们要把颠倒了的主权高于人权的观念恢复正常，让人权高于主权。 细察当今世界，绝大部分国际纠纷都是因为主权问题，是以国为界、互不相让造成的。极少是人权问题引发的。
霸权就是以国家为单位才发生的，恐怖主义也是针对国家的，不是针对人民的。如果取消了国家，不会有任何人去制造原子弹，恐怖主义也失去了攻击的对象。许多所谓的大是大非，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某些人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消除了国界这些是非也就没有了。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出现，像欧盟20多个国家共用一个宪法，货币也要统一，跨国旅行不需要签证。有许多国家允许百姓持有双重国籍。这种种现象说明主权观念日益淡薄，世界大同的理想可能并不遥远。但是几千年形成的牢固观念肯定是不容易退出的，我们要做观念澄清的长期努力
想要人权怎么办 彻底澄清人权问题
人权和主权，孰重孰轻？ 国家的主权不容侵犯，这是各个国家的政府反复宣扬的道理。至于为什么主权不容侵犯，很少给予说明。似乎这是不需要解释的，天然合理的。然而主权之所以有用，正因为它能够保障百姓的人权。国家这种组织的确是百姓所需要的。首先它可以抵抗外侮。不能抵御外侮，百姓就要做没有人权的亡国奴，外国人可以随便抓你，关你，杀你。你怎么能没有主权。其次，它可以保证治安。最后是提供公共服务。
如果国家政府不能保证人权，反而还侵犯老百姓的人权，这样的政府要它何用。可见人权先于主权主权。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主权，但是百姓的人权得到很好保证，主权有没有就无关紧要。恩格斯曾经说过，当一个国家的百姓受不了统治者的压迫时，恨不得有外族的入侵，他们的日子可能还好过一些。这正好说明了人权重于主权。主权是虚的，而人权是实实在在的。尤其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侵犯主权越来越不容易，联合国在防止侵犯主权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而国内的人权问题反而成为国际间关心的重要课题。借口主权不容侵犯而在国内践踏人权，越来越受到国际间的强烈批评。一个人需要的是生存和自由，如果没有生存和自由，主权就没有意义。
特权观念不仅存在于特权者的头脑中，同样存在于没有特权的普通百姓心中。事实上，政府官员就是普通百姓穿上了制服变成的。所以，彻底根除特权的办法，是百姓们自我教育，唤起自身的人权观，启发人权意识，进而参与捍卫人权的各种组织与活动，如工会、农会、纳税人协会、社区组织、参加陪审工作、旁听法院的审判、在各种公众场合发表意见，等等。 不要以为一个国家从专制走向法治民主的过程只是政府的事，和百姓无关。恰恰相反，这整个过程需要政府和百姓的共同努力，少了哪一方面都不行。最理想的是这两方面良好配合，在步伐和速度方面协商一致。
宽容是一副良药 民主精神的实质
主张专政的人不讲宽容还情有可原，为什么追求民主的人也缺乏宽容呢？民主最最需要的正好就是宽容。可以说，没有了宽容就没有民主。这二者几乎是等价的。向往民主的朋友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用绝对和严厉的态度追求民主，一旦“事业有成”，对国家和社会并非是一件好事。宽容是一副良药，它能防止因判断错误而干的坏事。虽然宽容本身也可能犯错误，纵容了坏人。如果我们不得不做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因宽容而犯错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不宽容而犯的错误远远超过因宽容而犯的错误错误。
必定是争争吵吵的议会闹剧。只有本着宽容精神的协商合作，才能得到良好的政治。当然，宽容是有前提的，就是人与人的平等。宽容是指放弃对别人指责的权利。奴隶对奴隶主就谈不上宽容，因为他根本没有指责主人的权利。
一个孤儿引发的国际纠纷 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
如果只是国家的尊严，与百姓的利益无关，我们要不要关心就是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了。这样的看法恐怕很难为大多数人接受，因为“以国为本”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扭转。这个思想已经贯彻了几千年，谁也不会去想一想这里有什么问题。由于以国为本的误导，枉死了不计其数的人。可是因为国家的观念太强烈，以至于连性命都显得不重要。其实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人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以人为本是对的。今天是我们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2010年是越南战争结束35周年，美国再一次举行纪念会，悼念越战中死去的5万多美国人。今天看来这些人死得太冤了。美国参与越战打了败仗，并没有防止越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更没想到改革后的越南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也许越南也在悼念在越战中牺牲的人，但不会悼念越战中死的美国人。美国也不会悼念越战中死的越南人。这就是“以国为本”，各自有各自的政治目的。但是如果“以人为本”，越战中死的人都是人，死得都很冤枉，都应该悼念。战争双方都有各自的理由，都说对方是错的，是反动的，是违反人们利益的。到底谁对谁错，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但是就死去的人来说，他们都是平民百姓，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自己个人的生死问题。政府把他们动员来到战场上，面对敌方的武装，已经不容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杀死对方。因为你不杀对方，对方就会杀你。他们被迫去杀一个和自己相仿的年轻人。他也有父母妻子，有温暖的家庭，有个人的抱负。但是到了战场，这一切都被抛到脑后，杀戮是唯一的出路。因为这里是“以国为本”。
揭穿千年谎言 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
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这三个概念中，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听得最多的，其次是国家的利益。至于政治家的利益，几乎没有谁提到过。其实这三者之间固然有重合的部分，但也有很大的区别。而且这区别非常重要，它在许多决策过程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家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区别，而掌权者又故意把这三者混为一谈，好像政治家总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利益更不用说，它就是人民的利益。这种故意的混淆模糊了许多问题的是非，误导了许多人的看法。举例讲，大家都关心国家安全，但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到底是谁的安全，往往非常模糊。是老百姓个人的安全？是国家哪部分人的安全？还是政治家或领导人的安全？
对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安全是和平，不要战争；还有人身不受侵犯，遇到纠纷能够有人主持正义；以及财产有保障，行动有自由。但是我们经常谈的国家安全主要不是这些问题，而往往是对国家的颠覆，其实颠覆是对领导人的安全形成威胁，对老百姓不存在所谓的颠覆。老百姓已经在最底层，还能被颠覆到哪儿去？只有执政者才有被颠覆的危险。
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听起来好像讲得通，这往往是因为自己属于多数，不需要自己作出牺牲。但如果不保护少数人，说不定多数中的人，在另外一种分类时忽然变成了少数；在某种情况下自己属于多数，换了一种情况就可能变成少数。所以，不能因为是少数，利益就可以随便被侵犯。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权利的范围内可以行得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尽量照顾到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同样得到承认和保护。比如我们没有理由用举手表决的方法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也不能因为民愤极大而将某人处死。这些行为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才可以实施。
战争的理由总是充分得无以复加的，是不容怀疑的。打仗再犯犹豫怎么打得赢？尤其奥妙的是双方的理由都正确得无以复加，都是为正义而战，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乃至于生命。只有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戳穿了讲，战争就是把最不道德的事物变成最道德。说谎是不道德的，但是孙子兵法中说：“兵者，诡道也。”打仗就是要骗人；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但是打仗就要杀人，而且杀得愈多愈好，这是能够得到奖励的。杀什么人？杀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也有妻子老小，也有人生追求。双方无冤无仇，只因为他是敌人就把他杀了。何以战争使人疯狂？因为作为战争发动者的政治家们有战争的需要。
当然，并不是所有战争都是错的，如果不打仗自己遭受的痛苦或死亡的概率大于打仗的相应概率时，或者说，打仗能够减少痛苦和死亡时，战争对百姓而言才是合理的。托马斯·阿奎那在讨论反抗暴政的合理性时，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反抗暴政是合理的，除非“推翻暴政的行动带有严重的纷扰，以致社会从继之而起的骚乱所受的损害比旧有统治的继续来得大”。美国出兵打伊拉克，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的暴政之下解放出来，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争议，正是应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一段话。
自古以来，绝大部分战争都是这样，先由发动战争的国家领导人编造出一套战争如何符合正义的理由，动员人民，让他们自愿或者勉强认同这一套理由。战争另一方的领导人经过掂量自己的利弊得失，决定是参战或者退却。如果战争打起来了，就容不得退却，必须全力以赴。万一战败，领导人的直接损失是非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损失大于百姓战败时的损失。所以即使败局已经不可避免时，还要困兽犹斗，不肯投降，逼迫百姓作最后的挣扎。二战时的塞班岛之战，美军攻打塞班岛，日军不敌败退，最后退到海边，逼迫几千名普通老百姓跳崖自杀。阿尔巴尼亚的独裁者霍查教育他的百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但是真正从百姓的利益看，生命是最宝贵的，活着是一切讨论的前提。今天我们要把被颠倒了的说法重新颠倒过来。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国家的利益应该服从百姓的利益。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顺序是对的，但是历代君主从来不讲孟子的这段话。
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主权、独立等观念，但只有它们有利于人民的切身利益时才值得追求。而不是盲目地把主权、独立等看成至高无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利益未必总和人民利益相一致，当这二者发生矛盾时，肯定国家利益要服从人民利益。绝不是相反，把国家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爱因斯坦在1931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主权的限制”。他写道：“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2005年，德国政府决定把这个信条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作为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的纪念。1933年1月，纳粹头目希特勒上台，身在美国的爱因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声称他“只想生活在实行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的国家”，而这些条件，德国都不具备。从国家的立场看，爱因斯坦不爱国，叛逃去了美国。但是从人民的利益看，他完全正确。
我们承认，政治家和其他行业的专家一样，有他的重要性，但是仅仅当他们能够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时才成立。相反，如果他们贪污腐化，或者工作没有效率，处处跟百姓作对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当百姓求他们办事时，把简单的事搞复杂，设置难题，跟人过不去，这样的政治家有还不如没有好。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如果说政治家都是自私自利、故意和百姓作对的人，当然也不对。现代大部分大部分政治家都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至少在没有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们自己也是中毒太深，他们把自己工作的目标放在了国家、主权等上，反而把百姓真正的利益给忘记了。
政治家另外一种骗取自己利益的方法就是把小事放大，把无足轻重的事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所在。从而大做文章，从中表现自己，并谋取利益。本来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可能只是百姓之间的小摩擦，政治家们把它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争，兴师动众，借题发挥。最后就是拿百姓交的税款为自己谋名谋利。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10年20年的国际关系史，到底政治家们忙出了什么结果？有哪些是真正对百姓的利益起了好作用的？恐怕十之八九都是做的无用功，白忙了一阵，钱却没少花。相反，被政治家们挑拨的仇恨，相互的误解，进而导致的生命财产损失倒是不计其数。 过去半个世纪，最大的事就是两大阵营的冷战，花费的钱以万亿计，直接间接死伤的人成千上万。到头来得到的是什么？可以说几乎等于零。苏联解体以后，政治家所用的借口不再存在，对立的形势很快烟消云散。如果没有这些挑拨是非的政治家，根本就不存在对立的两大阵营。老百姓都希望太平安宁，绝不会惹是生非。即使有个别人喜欢闹事，也绝不会闹到国家的规模，花掉那么多钱，牺牲那么多人。之所以地球上有那么多纠纷，主要是政治家们的“功劳”。
第八，不同政治体制对政治家的约束不同。 在一国之内，政治家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执政。像美国的总统，当政一届之后很少愿意自动放弃下一届竞选的，可见执政的滋味非常美妙。美国的总统受的制约很多，私人生活中的男女关系都被舆论监督着。受了这么多限制，执政还那么值得留恋，一个不受制约的执政位置，其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自己继续执政，百姓的利益如果和自己继续执政相冲突，肯定会牺牲百姓的利益，而不会选择放弃执政。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执政者以及基本政策的批评。一般而言，在一个专政不受制约的政体中，批评执政者是不允许的，批评基本政策也有较大的限制。当政策出现重大偏差时，由于缺乏正当的批评，就会越走越偏，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实，不允许批评，反而容易出现全社会的倒退，导致社会动荡。所以，听不进批评，甚至于听不进不同意见，是政治家把个人利益超越人民利益的表现。
政治家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执政。在专政国家，执政者要消除各种可能妨碍继续执政的因素，防止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一般而言，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内部异己分子的宫廷政变，
二是普通百姓对统治的反抗。
不论来自哪方面的风险，都要尽全力迅速扑灭。政治家们常用的伎俩是偷换概念，混淆国家和人民，把反对他们的事件称之为颠覆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政治家是不可以反对的，但是法律确实规定不可以颠覆国家。政治家把国家偷换成为自己，于是有许多为人民利益奔走的社会人士，以及批评政治家的人士，就是在颠覆国家等罪名下被惩处。 为了消除对自己继续执政的威胁，政治家必须加强自己的执政能力，加强对人事安排的控制，对舆论宣传的控制，防止有独立观点的社会团体的出现。这些做法和人民利益毫无关系，实际上就是为执政者自己的利益着想。
不过他们绝不会公开承认这些做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乔装打扮说成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好的政治家执政是对百姓有利的，但如果施政已经发生重大错误，百姓受到了严重损失，而执政者依然赖在位置上，不肯下台，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都是一样的人。对政治家的批评，并不是因为政治家特别坏，而是制度造成的。要防止政治家的种种毛病，不是从教育出发，天天讲为人民服务，搞思想教育，而是取消特权，使他们手中的公权只能用于为人民服务，不可能拿来以权谋私。这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政治家的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而且政治家能够被罢免或替换。他们有一定的任期，没有足够时间勾结起来形成特权阶层。
第九，国家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上面讲了许多把国家冒充人民的例子，或者强调国家而忽视人民。但是国家或者另外相应的公共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还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有许多公共服务是人民所需要而私人不能提供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正义的服务。
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个人受到侵犯时，有地方去申诉，而且能够得到符合正义的解决。个人和个人之间难免有种种纠纷，有了纠纷谁来裁判？这需要一个中立的人或组织。当然，当裁判需要有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有一颗不偏不倚的心。这个条件说起来简单，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有时候裁判偏向一方，正义不能伸张？因为有些人有特权，明明是这些人侵犯了别人，但是靠着他们的特权，可以逃避惩罚。
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要跟有钱有势的特权分子作斗争。可想而知，这样的斗争是困难的，单个百姓是斗不过这些人的，所以要有正义的服务。用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国家的司法要公正。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
国家代表着正义，百姓有冤屈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判。反过来讲，如果国家偏向有钱有势的一方，失去了公正，这个国家就濒临危险。百姓不会承认它，它自动地失去了应该有的权威性。国家（实际上是由它指挥的司法部门来代表的）这样做的时候，绝不会明目张胆，而是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掩盖这种非正义的行为。不过无论伪装得怎么巧妙，真相总会被识破的。这时候国家就想方设法禁止有关事件的公开报道和讨论，封锁新闻。更有甚者用诬陷，莫须有的罪名，打击那些主持正义的人士。这时候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政治家如果想继续执政的话，必须时刻注意国家能否代表正义，少了这一条，任何加强执政能力的措施都是无效的。
国家之所以需要，还因为有许多公共管理事务，个人很难提供。大家常常讲的用于抵御外侮的国防就是一例。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再需要，也因为国际社会对侵略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用任何借口侵略别国都不被认可。过去的侵略都要清算赔偿，谁还有兴趣做将要被清算的事呢？现代战争多半是意识形态之争。看法的不同将永远存在下去，何必动刀动枪？
所谓国防，越来越成为用武力解决意识形态之争的掩饰，或者说，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真刀真枪来解决看法的不同。
纯粹从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很少有人愿意用性命去拼所谓的“真理”，除非上了政治家们宣传的当。如果人类的理智能够消灭军备，把每年上万亿的钱用于社会发展，就不会有穷孩子上不了学，穷人看不起病，更不会因为战争而导致生灵涂炭和流离失所。
对当权者来讲，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天天都是这么说的，也没有人敢于反对，可是事实上讲人民利益是空的，落实的还是国家利益，甚至是政治家自己的利益。比如挑动对某个国家的仇恨或不信任；朝坏的方面去猜测别人的动机，达到毒化气氛的目的；搬出历史老账，纠缠不放；把比较容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总之，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最后是让老百姓去承担责任，或者花老百姓的钱，甚至叫老百姓去卖命送死。可见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同于人民利益。要想教育当权者，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民利益，什么是正当的国家利益，什么是错误的国家利益，并不那么容易。何况即使他们明白了，由于个人利益的冲突，也未必能够按照人民利益行事。更由于当权者大权在握，对一切损害自己利益的说法都会加以“围剿”，用似是而非的理论模糊视听。在这样的国家里，理论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一方面老百姓为了自己的权利不断在申诉呼吁；另一方面代表政治家利益的理论又不断被制造出来，甚至用行政的力量，用专政的力量“围剿”民间的呼声。
虽然民间力量相对于专政的力量来看，总是弱小的，但是从世界大潮流来看，民间的力量最终必将战胜专政。民主化是势不可当的。
政治家的把戏 再谈人民、国家和政治家的利益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我认为就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利益，不是空洞的集体利益。的确，有一种利益被称为集体利益，它是通过集体来实现的，但这个利益最后必须落实到具体个人的利益。如果不是为了其他百姓的利益，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应该的。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国家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有政府里的执政者可能被颠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么就不能被颠覆？我们都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符合正义的。这说明“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二战时有一些日本人反对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叛逃来到中国，这个叛国是符合正义的行为，因为这种叛国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叛国未必不可以，叛人民是绝对错误的。总之，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可惜的是统治者老是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提倡爱国主义”的观点。偶尔点一下人民的利益，也要把它置于国家利益之下。
人们经常讲的国家利益，往往是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家的尊严。这三者能不能还原为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是大有问题的。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但这种观点不能被统治者接受，也不大会被普通人接受，因为普通人受了几千年统治者的教育，已经习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之上。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缺乏自由的国家的百姓，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去比较自由的国家。这是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真实回答。更有一些情况，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这些例子尖锐地显示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
如果百姓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不被政治家“国家至上”的谬论所误导，世界上大部分战争根本打不起来。 在个别情况下，为国牺牲是有必要的。当外国入侵我国，要把中国人当成没有人权保障的亡国奴，我们毫无疑问要奋起反抗，甚至为此而牺牲生命。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方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野心，欺骗百姓上战场去送死，形成两国对立的局面。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百姓都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能够抵制政治家的野心，就不会发生侵略别国的事情。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政治家的鼓动和强迫，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妻子儿女上战场去拼命，去杀和自己无冤无仇，和自己一样也有妻子儿女的别国百姓。
所以说，要消灭战争，一定要让各国的百姓能够抵制政治家的宣传，而且有力量对抗政治家对普通百姓的强制性行为。首先要提高警惕，认清盲目提倡爱国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利益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牺牲百姓利益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终极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百姓。爱人民，这才是终极真理。
发动战争有数万条理由，也无权杀人。发动战争的人自己并不上前线，他们要求百姓牺牲生命，牺牲每个人只能有唯一一次的生命。从百姓个人的利益来看，只有自己或别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有牺牲自己的必要，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治家的利益或理想。
生命是第一位的。 只有人民利益至上，世界才能太平。这个目标看起来离我们还远得很，一时还很难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不能灰心，必须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人命关天 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到现代，衡量一个政府的好坏，最重要的应该是它对待百姓生命的态度。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百姓的生命。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说自己是完全为人民的，是人民利益至上的。
几千年以来统治阶级所培养的国家理论，其最大的特点是颠倒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把国家放在了人民之上。所谓的国家，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那些人。把国家放在人民之上，实际上就是把统治者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叫老百姓为他们服务，甚至于为他们卖命，为他们牺牲。这个理论教育百姓，要为国牺牲，精忠报国，宁死不屈，为国捐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不怕牺牲，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等等。
而从来不说国家为了百姓的利益是不是也可以做一点牺牲。比如牺牲一点国家的尊严，让百姓能够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如果统治者有绝对的权威，就没有必要善待老百姓。老百姓在统治者面前是绝对的弱者，丝毫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要抓就抓，要打就打，要杀就杀，更谈不上保护自己的财产。统治者最需要的是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有求于百姓的就是把百姓变成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会用各种方法，说服动员，抓壮丁，欺骗，许诺将来能够过上好日子，或者封官许愿，把百姓中的领头人变成自己的合伙人，把他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还教育百姓，对敌人要狠，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可以投降。统治者编写各种故事，其目的无非就是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从来不检讨过去对穷苦百姓的承诺是否兑了现，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提高。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但是在视百姓如草芥的统治者心目中，百姓的生命是无所谓的。他们永远不会说，打仗时如果胜利无望是可以投降的，为了减少无谓的伤亡也是可以投降的。总之，统治者的心中是没有百姓的利益的。他们颠倒了国家和百姓的关系，把国家放在人民之上，忘记了为什么会有国家的最基本道理。
“中国奇迹”背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对世界的启示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这种悲惨的局面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成功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农村的状况，任何改善都能受到欢迎。改革开放30年中最主要的劳动力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为中国建造了无数的高楼大厦、道路桥梁，在出口行业为中国积累了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挖了上百亿吨煤，一切最苦最累的活都是他们干的，不但流汗而且流血。他们所得是极低的工资，但是比在农村吃不饱的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善，所以没有发出任何抱怨，只有工资被克扣时会提出微弱的抗议。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数量几乎无限的，勤劳温顺的劳动力。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别的国家无法模仿的。但是30年后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已经不是吃不饱的农民，而是有着更高要求，权利意识觉醒的、“80后”的一群人。如果不认识到这一逐渐发生的变化，仍然用老的劳动政策，肯定会碰壁的。
寻找“人间天堂” 从GDP极大化到幸福极大化
制裁有错误的人，应该以教育为主，而不是报复。要让犯错误的人认识是非，切不可引起更大的仇视。如果冤冤相报，社会和谐不了。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如此。美国对待恐怖分子一味打击，带有复仇的动机，事情不会有结果。恐怖分子枉杀无辜的人，是极端的错误。但是我们也要设身处地，理解恐怖分子仇恨心理的来源，这才能化解它。
战争不能消灭战争 世界和平的逻辑与现实
用历史的眼光看，二战后几场大的战争没有哪一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并没有给世界各国领导人以教训，懂得以后不要再有无谓的战争。相反，各国还在大量制造军火，购买军火，扩充兵力，炫耀武力，准备打仗。联合国安理会到处奔走灭火，谈不上有什么根本性的良策。一度热火朝天的全球裁军呼声似乎销声匿迹，现实是口头上都说要和平，而事实上大家都在改进武器，精益求精。
要说各国的政治家都想打仗，也不见得。虽然他们的内心深处怎么想我们不知道，但是稍有理智的人也不大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发动战争。我相信，如果有机会让全世界的人民举手表决要不要战争，99%都会反对战争。既然国家代表人民的意愿，为什么各国都不遗余力地准备打仗？被称为世界和平宪兵的美国，事实上成了最大的杀手。大家都要和平，大家又都在摩拳擦掌。理想和事实的巨大背离，说明我们对和平的性质有很大的误解。
为什么不应再保护耕地
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
北欧行纪
大家都羡慕北欧国家，生活好，社会安定，但他们自己未必这样想。芬兰的自杀率在全世界106个国家中排行第14，中国排第27。从自杀率来看，芬兰人很不快乐，而且芬兰人酗酒严重，男女平均年龄相差达10岁，和俄罗斯相似。别人认为的，和他们自己感受的，可能很不一样。例如，不丹是一个穷国，又是世界上百姓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但是很少有人会愿意移民到不丹去，做那儿的快乐居民。这证明别人认为他们并不那么幸福。到底我们要的是主观幸福还是客观幸福，如何能将二者统一起来，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客观上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可是不满足感似乎越来越严重。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主观幸福感和客观指标之间分歧那么大。
芬兰自杀率高据说和气候有关。冬天有半年很少见到太阳，人容易患抑郁症。所以到了夏天大家欢天喜地，全国放假。我们在32摄氏度的高温下想躲到树阴下去，可当地人个个找有太阳的地方去晒。前几年东南亚海啸，泰国普吉岛上有上千瑞典人被淹死，就是去找太阳的。海啸过后瑞典人照去不误。阳光有多重要，只有失去了它才会感觉到。
芬兰民族是很独特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据说芬兰文是拼音文字中最难学的一种。虽然只有500万人口，但是有自己很发达的出版业。图书馆到处都有，书店也很多。据说是因为冬天长，没处可去，就猫在家里读书。中文是全世界应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我们从来不愁因人少而没人读书，我们愁的是人虽多而读书的人少，有钱花在吃喝玩乐上，不愿意买书读。
但是世界在加速发展，我相信不出50年人类将永远告别战争。我的余生将为此而努力。